胜利股份的股权之争的启示,民营企业内部股权之

　　1：国美股权与控制权之争的解读反思

　　 （新京报社论）
近两个月来，吸引了无数人眼球的国美控制权之争终于在昨日暂时落下帷幕。昨晚7时，备受关注的公司股东特别大会宣布结果，大股东黄光裕提出的动议，除了取消董事会增发授权得以通过外，关于撤销陈晓、孙一丁的董事职务，及委任邹晓春和黄燕虹为执行董事的议案均未能通过。
这样的投票结果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令人十分欣慰的是，大多数股东最终作出了一个相对折中与温和的选择：他们既不希望公司目前的经营管理及管理层人员出现重大变故，也不希望公司未来的股份结构发生剧烈调整。黄光裕看起来是输了一阵，但黄氏一方所言的“已经夺下了陈晓手里的刀”也并非“精神胜利法”。因为增发授权被否决毕竟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黄方仍将牢牢占据公司大股东的位置，这也为这位曾经的首富、中国民营企业界的一代“枭雄”留住了今后在上市公司内部东山再起的最后本钱。
国美控制权之争在我们这个转型社会中的持续发酵，对于大到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契约精神小到资本市场、公司治理、股东权益、职业经理人委托责任、品牌建设等等，都具有难以估量的启蒙价值。因为相关的各利益主体都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行事，政府监管部门也牢牢地守住了自己作为一个中立的裁判员的边界，因而，这个事件是中国现代商业社会的一个经典案例。
从近两个月来黄光裕家族和以陈晓为代表的国美管理层各自的言行表现来看，黄氏家族身上似乎更多地体现了中国民间创业者的“无畏”传统。他们一开始大打道德和民族品牌，试图调动社会舆论。但从随后的变化中看得出，他们的学习能力同样是惊人的。而陈晓阵营的大多数应对手法，则更多地代表了一种顺应国际上现代企业治理先进理念的大趋势。海外投资分析机构及国际财经媒体为什么几乎一边倒地奉劝股东投票支持现任董事会、反对大股东，这就是根源。在这类问题上，真正专业的分析者不会从泛道德化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们关心的是谁更能带领公司取得优秀的业绩，回报投资人。
陈晓曾经反复追问过一个异常到位的问题：既然黄光裕先生始终把他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放在首位，那么国美为什么还要上市呢这个问题，放在大股东经常肆意圈钱、侵占普通股民利益的国内市场上，尤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此外，相比已经带领国美走出困境、取得不错业绩的经验丰富的陈晓团队，黄氏家族仓促推出的律师邹晓春和黄光裕的胞妹黄燕虹显然难以得到投资人的首肯。
然而，我们这么分析，决不是抹杀黄光裕作为国美创始人的价值。事实上，可能国美这个已经在境外上市的公众公司的确更需要陈晓这样精明能干的现代职业经理人，而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无疑也非常需要创业家！
针对公司控制权之争，黄光裕和陈晓都曾放过狠话——前者威胁“鱼死网破”，后者则以“鱼可能会死，但网不会破”反唇相讥。但从中国商业文明进步的立足点而论，我们不希望“网破”，更不希望“鱼死”。值得庆幸的是，理性的投资人昨天已经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转自新京报，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知名财经评论员 叶檀 ）
陈晓离开国美，从开始便已注定，而关键时间点就是杜鹃资产解冻。正如陈晓当初的行为并不是对黄光裕的背叛，黄光裕方面如今的行为也说不上道德欠缺，离开狭义的道德江湖，我们才能在上市公司治理与职业经理人的天地里，看得更透彻一些。
资本时代就是如此，以日后资产是否增值为惟一的博弈目标考量。这是市场理性博弈的必然结果，没有人愿意鱼死网破。从这一点说，资本市场脱离了疯狂的道德攻击，向理性方向迈进了一步。
中国家族式的上市企业不可能允许职业经理人独掌大权，更何况这个经理人还不被信任。陈晓离开，才能让黄氏家族安心。
去年9月15日，贝恩资本实施了15.9亿元“债转股”，正式成为国美电器的第二大股东，黄光裕夫妇持股比例被稀释至32.47%。之后贝恩资本宣布支持陈晓方。两大股东的争夺，将导致国美根基动摇，如果黄光裕方对董事会决议动辄投反对票，或者将未上市门店剥离出去重新成立公司，对于国美将是致命打击。作为财务投资者、久经资本市场风雨考验的贝恩资本显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
黄光裕入狱之后，国美历经三部曲：第一步由陈晓出面实行人机分离模式，确保国美不会出现机毁人亡的惨剧。贝恩资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的；第二步通过黄陈之间的博弈，给贝恩资本与黄光裕之间画出底线，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绝对不会触碰，如黄光裕方面的控股权与对公司经营的控制力，如贝恩资本希望获得的溢价；第三步陈晓出局，进入黄光裕方面与贝恩共同执掌的时代。
从国美的一连串博弈可知，惟一能够与中国大型民营企业创始人抗衡的，是资本的力量，而不是职业经理人。即便张大中出任国美董事会主席，国美都不会因此打上张氏烙印。陈晓带领国美走出黄光裕入狱事件的阴影，而张大中则带领国美走上正常经营轨道，国美会就此走向常态化。
中国的企业很少因为职业经理人吃亏，只有在与投行签署对赌协议、购买金融衍生品时，才会为日后被扫地出门埋下伏笔。蒙牛就是前车之鉴，牛根生不得不以万言书请求国内企业家们的帮助，以免蒙牛落入外资之手。这次陈晓在前台与黄光裕方面博弈，最得益者是贝恩资本，他们让贝恩资本以低价成为大股东，实行了债转股，还为贝恩资本画出了一条经营红线。
国美事件的前后传递出中国的现实，市场规则在进步，可以做到人机分离保护企业生存权与投资者的利益，国美在香港上市利用相对完善的香港规则，帮了自己的大忙；但市场文化没有变，职业经理人从大户的管家向独立品格转变任重道远。 摘要：其中，“国美大争下的中国公司治理启示（部分摘录） ”该内容摘自原国美电器决策委员会发展战略研究室主任兼经营管理研究室主任，现任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胡刚发表在《管理学家》杂志上的文章《国美大争下的中国公司治理启示》
三大启示
在家族制企业或独资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变的过程中，国美大争使得一些企业所有者产生了观望和忧虑情绪，担心自己对企业控制权的旁落，也使得企业所有者与职业经理人之间产生了相互不信任。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和核心人员选任，使得企业创始人的权益获得切实保障，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委托代理机制下构建企业创始人保护机制。早在1932年，贝利和米恩斯就在《现代公司与私有产权》一书中指出：现代公司已经发生了“所有与控制的分离”，公司实际已由职业经理组成的“控制者集团”所控制。两权分离理论认为，股权分散的加剧和管理的专业化，使得拥有专门管理知识并垄断了专门经营信息的经理实际上掌握了对企业的控制权，导致“两权分离”。现代公司，特别是股份制上市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两权分离的现象更是十分明显。股份制上市公司中，出资人是社会公众，社会公众不可能直接管理、运作公司，必须依靠专业人士进行，何况社会公众更注重于间接投资股票，关注自己的股权收益，这更促进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两权分离。
在所有权与控制权两权分离的公司制度下，没有控制权的所有者如何监督制约拥有控制权的经营者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委托代理理论便应运而生。委托代理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公司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即委托代理理论中所指的委托人；经营者是代理人，而代理人是自利的经济人，具有不一定与公司所有者的利益一致的诉求，具有机会主义的行为倾向。委托代理理论认为，代理人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很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寻租，从而损害所有者的利益。委托代理机制下的公司治理结构，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代理风险问题，即如何使代理人履行忠实义务，恪守信托责任。
经邦咨询薛中行老师对此发表个人看法，企业创始人(企业家)一定要保持对自己企业的控制权。企业创始人作为缔造者对企业的发展功勋卓著，其利益和诉求理应受到尊重。创始人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博弈，古今中外不乏先例。如：迪士尼大股东聘请CEO，却不想CEO将大股东几乎“驱逐”了20年；当年帝国大厦的投资人聘请了一位CEO，不想该CEO却将帝国大厦以极低的价格出租了148年，到现在帝国大厦的业主还在世世代代打官司。
为了防止职业经理人对企业创始人利益的侵害，目前在美国的公司章程中，已经加入了创始人保护条款，即创业股东的股权不管被稀释到什么程度，都要占据董事会或由其提名的人占据董事会的多数席位。这种创始人保护条款是中国民企急需引进的，在关键时候这项条款将是创始人对抗职业经理人越位以及恶意收购行为的杀手锏。
2.控股权的安全边际设置。企业若想获得快速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是巨大的，企业对资金的渴求可以理解，但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募资，股权是自己权益的最大后盾。股权决定话语权和控制权是现代企业的基本特征。因此，企业创始人或大股东若想掌控企业，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自己的持股比例进行安全边际设置，确保自己所拥有的股份能够战胜各种不稳定因素。
若大股东“一股独大”，无人能制衡，可能导致独裁而损害全体股东的长期利益；反之，如果大股东股权比例过低，不但其他股东对其制衡可能过多，而且还会出现积极性不足的情况，也会损害全体股东长期利益。
对于国美这样一个上市公司来说，企业创始人若掌握公司50%以上的股权，所有权与控制权将会高度一致，没有人可以挑战创始人的权力；若股权比例下降到50%之下，企业创始人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将被削弱，董事会将不再由企业创始人一言九鼎，而是由票选原则产生的董事会成员对企业日常经营进行重大决策。若企业创始人的持股比例降到30%以下，不仅仅是所有权与控制权再次被削弱，其话语权也可能被剥夺，若要在股东大会上通过自己的动议更会难上加难。按国美公司章程，持股10%以上的股东有权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若黄光裕的股权在未来数年不断被稀释的话，其第一股东的地位不但不保，甚至连召开股东大会的权力也会被剥夺，这也是为什么黄光裕坚决反对国美增发新股的原因所在，发行新股可能摊薄黄光裕的股权比例，使得国美加速从股权比例上“去黄化”。
股权的安全边际设置是需要企业创始人深刻领悟和运用的一门技术。在企业发展壮大过程中，企业创始人若要保证自己的绝对权力，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掌控50%以上的股份，在股份不能达到50%的情况下，也应确保一致行动人的股份和自己的股份相加大于50%。
3.职业经理人在情理法之间的抉择。股东与职业经理人本是鱼水的关系，多数情况下，双方之间默契配合，共同推动企业向前发展，但是身为个人，职业经理人难免需要在情理法之间做出正确抉择。
职业经理人应遵守最基本的商业伦理道德，加强自律。职业经理人应该自问：如果我背叛了企业所有者的利益，那么之后谁还敢委我以重任职业经理人要珍惜自己的名誉，名誉是其安身立命之根本，长期来讲，职业经理人恪守职业道德，为企业发展尽心尽力，将赢得企业家们的欢迎和尊重，并不断接到企业家们抛来的橄榄枝。在职业经理人自律上，唐骏可以看作一个榜样。在盛大，唐骏助陈天桥成功上市；在新华都，不仅助陈发树在资本市场入主青岛啤酒和云南白药，更是将旗下二级公司运作上市。唐骏功绩不小，却看淡权力，给自己明确的定位，宣称“职业经理人永远是老二”。

　　2：胜利股份股权之争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胜利股份）是由山东省胜利集团公司（下简称胜利集团）为发起人，以集团核心企业“山东省胜利物资总公司”的经营性资产折为国家股、并以定向募集方式向法人及内部职工募集股份设立的，主营塑料管道、精细化工、进出口贸易、油器经营。胜利股份于1994年5月正式设立，1996年6月在深交所挂牌上市。成立6年内，总资产增长了657.46％，利润总额增长了615％，连续四年净资产收益率在13％以上。上市后送股3次、配股2次。截至1999年底，公司总股本21780万元，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为：胜利集团24.17%、国泰君安8.40%、胜邦企业6.98%、山东省资产管理公司3.5%、润华集团
3.36%、泰和基金1.37%、山东省交通投资公司1.34%、深圳中广银0.95%、山东储备物质管理局0.89%、山东省农资公司0.67%。
广州通百惠公司主营企业服务网、社区服务网和网上企业孵化器，并拥有一系列，正欲借助资本市场谋求快速发展。胜利股份公司原第一大股东胜利集团由于经营不善引发经济纠纷，其持有的3000万法人股以低价被拍卖。2000年1月10日，通百惠公司以每股1.06元的价格竞买成功，购入胜利股份3000万法人股，占总股本的13.77%，在1月28日交割后，成为胜利股份第一大股东，并于次日予以公告。
成为胜利股份第一大股东后，通百惠公司向胜利股份董事会提交了董监事会提名人选，被董事会拒绝。2000年3月3日，胜利股份董事会公告，第四大股东山东胜邦公司通过协议受让山东省资产管理公司、山东省广告公司、山东省文化实业公司的法人股和国泰君安证券公司的转配股、法人股，持股比例由 6.98%升至15.34%，领先通百惠1.57%转而成为胜利股份第一大股东。3月4日，胜利股份再次公告，指出因通百惠对董事会关于董监事推荐程序、方式和数额持有异议，决定对其推荐的两名董事、一名监事不予提名，并提出了自己的董监事人选方案，从而引发双方的人事争端。3月7日，胜利股份详细披露其几大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第六大股东润华集团和第九大股东深圳中广银公司均为胜邦公司的股东，胜利集团和润华集团及胜邦企业另一股东三联城建总公司又同是山东联大集团的下属公司，而且胜邦公司法人代表和胜利股份的法人代表、董事长都由徐建国一人担当。胜邦公司的筹码因关联持股而大大增强，股权之争进一步激化。
胜邦和通百惠分别公告，继续增持股份。胜邦在2000年3月9日受让东营银厦工程公司146.25万法人股，同时又在二级市场购入 289.35万股流通股，计为总股本的2%；通百惠公司则再次通过拍卖竞买取得胜利集团630万法人股，占总股本2.89%。至此，胜邦、通百惠持股比例分别达到17. 35%和16.66%，胜邦仅以0. 69%的微弱优势居于第一。由于在胜利股份的大股东中，胜邦的股东之一润华集团还持有3.36%的胜利股份，胜邦另一股东深圳中广银投资公司持有0.95%的股份，加上胜利集团的7.51 %，胜邦实际可支配29.16%的股份。这样，胜邦与通百惠的差距不是0.69个百分点，而是相差约13个百分点。3月16日，公告显示又有 4家基金 (基金泰和、景福、景宏和景阳)进入前十大股东，其中同属大成基金管理公司麾下的三家景字基金共持1168.16万股，占总股本的4.88%。
2000年3月17日，通百惠在各大媒体上打出“你神圣的一票决定胜利股份的明天”大型广告，并在证券和网络媒体上公开征集代理委托书，开始了对中小股东表决权代理的征集。胜利股份的流通股超过50%，大量散户的立场将对控制权的转移起决定性作用。3月20日，中国证监会要求通百惠对这一征集方式立即作出汇报。3月25日，通百惠公告其前期征集活动违规，并停止征集委托书，同时提出新的董监事人选名单和修改公司章程两项提案。3
月2 7日，胜利董事会同意双方提案都列入股东大会议程，但增加了只能选其中之一进入表决的办法。3月2 7～2 9日，通百惠再次大规模地公开征集股东授权委托书。通百惠以为民请命的姿态公开征集中小股东的投票委托书，引起中小股东的共鸣，三天之内共征集有效委托2625.7781万股，占总股本的10.96 %，与会代表股份的15.197%。加上3月16日所持有的胜利股份法人股3630万股，共持有6255.7781万股，占胜利股份总股本23958.8758万股的26.11%，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代表股份17267.744万股的36.21%。委托书授权大大增加了通百惠参与控制权之争的筹码。
2000年3月30日，股东大会如期进行，由于胜邦与通百惠各自提出一个排他性的董监事提案，于是胜利股份董事会提出一个两轮选举法，提交股东大会表决。但新选举办法在股东会上的赞成率仅为49.32 %，关于第三届董监事候选

　　3：毕业论文选择万科股权之争的理由

　　万科在深圳召开第十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万科拟发行股份购买深圳地铁资产的预案。晚间，有关这一重组议案是否通过，华润和万科双方各持一词：华润认为方案未通过，但万科在H股和A股发布公告，坚称方案已经通过。
华润集团三名派出董事对预案投了反对票，并质疑决议已获通过的合法性，对万科没有事前认真考虑董事意见就发布议案已获通过的公告表示强烈不满。
腾讯众创空间，一个去创业的。综合以上事实与观点，华润认为本次万科管理层提交的重组预案不是最理想的建议，方案不能均衡反映股东诉求和利益。因此，如果万科不重新审视重组预案存在的问题，在未来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上提出相同的方案进行表决，华润将会继续投反对票，以维护全体股东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4：万科股权之争 关我经济法什么事

　　易居中国执行总裁丁祖昱表示，这次宝能和万科的控制权之争，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万科的职业经理人文化，也让我们更清晰地明白，今天无论谁都已经无法改变万科的运营机制。如果没有职业经理人文化，那万科就不再叫万科了。腾讯众创空间，创业服务。严跃进表示，此次万科股权争夺战无论结果如何，对于资本市场、企业来说，都是可以写入商学院教材的案例。其启示有三点：第一是传统地产资本和险资等机构资本会有更大的碰撞，后续险资可能比传统地产资本更有优势，这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是一个挑战。第二是目前地产企业对于企业的股权保护是非常乏力的，地产企业若是处于上市状态，股权保卫的难度会加大。第三企业若自身不变革，那么外部环境和力量就会对企业自身的经营形成特大的冲击力。

　　5：万科的股权之争给你带来哪些思考?如何在创业的时候避免类似的问题出现?

　　万科的股权之争给我带来什么思考，就是说一定要不要做个有钱人，有钱的烦恼也是很多的。

　　6：雷士照明股权之争吴长江有责任吗

　　雷士照明究竟是谁的孩子，究竟该谁说了算?正确的公司治理中，老板与职业经理人也是互有分工与界限的，究竟是谁更可能越位和打球出界?中国商界仍然还处于“个人英雄主义”式的草莽年代吗?这是吴长江与王冬雷之争中需要关心的问题
2013年6月21日，香港，时任雷士照明首席执行官吴长江（右）及雷士董事长王冬雷（左）出席年会，宛如蜜月.
“吴长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比谁都爱雷士，却把他持有的雷士股份卖的精光?说雷士是他的孩子，却掏空雷士的钱为他老婆的地产公司、自己的恩纬西工厂违规
担保?说运营商是他的兄弟，却又欠大家几个亿的借款长期不还?董事会聘请他担任CEO，免了他的职务，却霸占公司不走?看不明白!”
9月13日，雷士照明董事长王冬雷在新浪微博频发感慨。然而，就在2013年10月份，王冬雷接受媒体采访时，还是这样描述与雷士照明创始人，时任CEO吴长江的关系：“跟吴长江遇到一起，是我命好!我们两个携手，简直是绝配。”
不想世事无常。8月以来，这对曾经的“绝配”屡起争执，并公诸于众。
8月8日，雷士照明召开董事会电话会议，吴长江被免去了执行董事、CEO职务。
8月29日，雷士照明股东大会以95.84%赞成票的结果罢免吴长江董事及董事会下属委员会的所有职务。而吴长江认为，他的股东代表未能与会，对此结果并不认可。
这是吴长江1998年创办雷士照明至今，第三次被挤出董事会。即使在公司控制权战争日渐频繁的今天，雷士照明和吴长江这样的经历也足以引发足够的关注。况且，第三次雷士控制权之争过程中，充斥了太多几近狗血的“剧情”。
8月8日下午，也就是罢免吴长江CEO职务的当天下午，王冬雷出现在吴长江办公室左近。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现场发生了肢体接触，惊动了重庆当地警方。
此后，双方各自通过新闻发布会、实名微博等渠道，指责对方在公司运营中违规甚至违法。
企业观察报记者采访发现，吴王之争，王冬雷或有不当之处，不过作为国内唯一一个先后三次被赶出自己一手缔造企业的人，吴长江理应更多地对自己的遭遇进行反思。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公
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鲁桐表示：“一般中国人会比较同情创业者，但是从规则角度去看，不能用感情色彩掩盖实质。雷士照明风波根本上还是创业者英雄主义作风与
PE强调的企业运营制度化、规范化理念上的冲突。”还有专家表示，要看清这里面的曲直是非并不容易，但如果着眼于基本的商业逻辑，这里面还是应该辨别与考
量几个关键问题的。
考量一：
雷士究竟是谁的孩子?
第一个关键问题，是应该在这场争斗中首先需要搞清楚，雷士照明究竟是谁的孩子，这是讨论问题的基点，有了这个基点，才能说，在这场争斗中，首先谁该听谁的。
吴长江习惯把雷士照明称为自己的孩子，过去如是，现在也如是。
2013年元旦前夕，吴长江在微博上回应与德豪润达(002005,股吧)的合作时表示，“请大家相信没有人比我更热爱雷士，我视雷士如自己的孩子”。与王冬雷闹翻后，他又表示，“总把公司当作自己孩子，以至于到自私的地步”。
巧合的是，王冬雷也做过类似的比喻。2013年，王冬雷在公开场合表示，“我是做产业的，我把雷士当孩子养，当成终身的事业。”
对此，仁达方略咨询公司总裁王吉鹏认为，不应该把经济问题和道德、感情混为一谈。“公司归属的客观标准应该是股权。”
雷士照明的股权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过程。吴长江结识王冬雷之时，雷士照明正处在第二次控制权争夺的漩涡中。
2005年，由于发展理念不一致，吴长江与另外两名雷士照明的创始人分道扬镳，并支付了1.6亿元的“分手费”。拿不出足够现金的吴长江多方求助，还找到了柳传志求援。
2006年8月14日，软银赛富以2200万美元的代价，拥有雷士照明35.71%的股权。彼时吴长江占股40%。
2008年，为收购同属照明行业的世通投资有限公司，手头资金不足的雷士照明再次融资，在这次融资中，软银赛富再度出资1000万美元，高盛出资3656万美元。此时软银塞富的持股比例达到36.05%，成为第一大股东，吴长江以34.4%的股份居第二大股东。
2011年7月21日，雷士引进法国施耐德电气作为策略性股东，由软银赛富、高盛和吴长江等六大股东共同向施耐德转让2.88亿股股票。此时，吴长江(包括其个人及通过全资公司NVC合计)的持股比例下降到了17.15%。
对于股权的连续下降，吴长江并不担心。在他看来，“包括高盛、软银赛富在内的投资者非常喜欢我，对我评价很高，他们很难找到我这样一个有这么好的心态，这么尽心尽职，这么不辞辛苦做事的人。他们非常认同我，非要我来做雷士不可。”
话虽如此，当吴长江意识到其他大股东在人事任免等方面开始发言时，他开始通过杠杆式增持股票。资料显示，2012年5月15日，吴长江以19%的比例重新成为第一大股东，较软银赛富仅高出0.52个百分点，在董事会发言权依旧微弱。
10天后，也就是2012年5月25日，雷士照明发布公告，吴长江因个人原因辞任董事长、公司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并辞任公司董事会所有委员职务。同时，来自赛富亚洲的阎焱和来自施耐德的张开鹏分别继任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与第一次一样，在经销商、供应商等支持下，吴长江得以重返雷士照明。为了解决给自己带来麻烦的原有股东，吴长江尝试引入新的投资人。
经人介绍，吴长江找到了王冬雷。彼时，王冬雷创办的德豪润达已成为小家电领域有影响力的企业，正在图谋向LED产业转型。
2012年12月5日，吴长江增持雷士照明股份至22.07%。两周后，德豪润达以共计16.54亿港元收购雷士照明20.08%的股份，成为雷士照明第一大股东。同时，吴长江通过自己名下的离岸公司NVC公司入股德豪润达，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换股交易之后，吴长江大约获得了3亿元人民币的收入，但其在雷士的股份降低到6.79%。
其后，根据王冬雷的说法，吴长江一再抛出手中的股票，“现在他已经把手中的股份卖得精光。”
“尽管现在他号称手中还有从二级市场购买的2.74%的雷士照明股份，以及通过德豪润达映射到雷士控股的5.13%，但我们查不到任何证据。”9月19日深夜，雷士照明董事会在回复企业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汉理资本董事长钱学锋认为，即便吴长江手中持有股份属实，他在雷士公司中只是个小股东。
和君创业咨询公司管理合伙人黄培看来，王冬雷进入雷士照明后，吴长江所持有的股份比例已决定了其更多的是职业经理人的身份。
从这一角度看，吴长江再把雷士照明称为自己的孩子，从情感角度看尚可接受，如从市场规则和法理角度则难以理解。“中国一度喜欢宣传白手起家，大
家容易同情创业者，实际上创业需要很多因素的配合，创业者是一个重要因素，投资者和资本同样也是重要因素，不宜感情用事，有所偏颇。”王吉鹏表示。
考量二：
究竟是谁更可能打球出界?
雷士照明按照一般商业逻辑应该是王冬雷说了算。这一点相信争议不大。那接下来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正确的公司治理老板与职业经理人也是互有分工与界限的，那么究竟是谁更可能越位和打球出界了呢?先看双方对此是怎么说的。
“我才是雷士最有价值的资产。雷士照明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何以十几年做到中国第一?我肯定有过人之处，这不是吹的。”时至今日，吴长江仍然这样
表明心迹。平心而论，吴长江认为自己有过人之处并不过分，毕竟他创立了雷士照明这样一家在国际照明行业都颇有影响力的企业。然而，作为中国唯一三次被赶出
自己创办的公司的人，或许他自我表扬之余，应该有一些反思。
1998年底，吴长江与自己的两位高中同学胡永宏、杜刚联手创立了雷士照明。最初，吴长江的股份为45%，后降低为三人一致。
企业发展后，三人在理念上出现明显差异，吴长江主张继续扩大规模，胡永宏二人则更倾向于赚钱分红。
在回顾那段合作岁月时，胡永宏表示，“吴长江最喜欢读的书就是《毛泽东选集》，他一直想证明自己是伟人的那一种，从以开始就能预见未来一样。”
吴长江承认，当时自己确实违背董事会原则，“我也不想跟他们沟通，因为我好像觉得我们沟通起来非常费劲，大家理念思路不一致。”“如果你制定一
个商业战略，所有人都能看懂，那还叫战略?如果我的决策所有人都懂，就没有今日之雷士和吴长江。”在吴长江看来，这不是刚愎自用，“我认为是自信。”
矛盾无法调和之时，三人分道扬镳。吴长江引入了财务投资人。
尽管与软银赛富合作期间，吴长江已并非第一大股东，但他并不甘于受人摆弄。
现有资料显示，2011年，出于重庆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吴长江提出将雷士照明的总部搬到重庆，但被董事会否决。董事会当时只同意其在重庆成立销售公司，投资额度是2亿元。但重庆开出的条件是，必须投资10亿元，才能给予税收等诸多优惠政策。
按照吴长江的说法，为了既不违背董事会规定，也为了满足地方的需求，他自行找了第三方公司(香港无极照明有限公司)投资。在此过程中，雷士为无
极提供了担保，而后者以建成后的大楼为前者提供了反担保。2012年，吴长江将重庆雷士实业有限公司更名为“雷士照明(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公司成为事
实上的雷士照明总部。
当时的董事会对此并不知情。时任董事长阎焱曾经对这一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你回家时发现家不见了，这就像你家人在没跟你商量的情况下搬走了。”
第二次被出局后，得到多方力挺的吴长江回归雷士照明。为此，阎焱提出了必须处理好所有上市公司监管规则下不允许的关联交易，严格遵守董事会决议等三个条件。
然而，王冬雷入主后认为，吴长江并未遵守上述承诺。
王冬雷一方接受企业观察报采访时就表示，罢免吴长江的导火索是发现其在未经董事会批准的情况下，将企业品牌使用权授予三家企业长达20年，而这三家企业均与吴长江关联甚深。
根据雷士照明发布的公告，吴长江向董事会成员透露，其作为雷士照明的全资子公司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下称“雷士光电”)，与
山东雷士照明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山东雷士”)、重庆恩纬西实业有限公司(下称“重庆恩纬西”)和中山圣地爱司照明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圣地爱司”)各签
署一份许可协议，授予3家公司使用雷士品牌权力，为期20年。
公开资料显示，前两者的大股东为吴长江的岳母陈敏，后者的大股东为吴长江的岳父吴宪明。
吴长江的解释是，这些公司在王冬雷进入之前就已经获准有偿使用雷士商标，且早有公告，现在只是合法延续。其缴纳的商标许可费最终成为了上市公司业绩。“无论跟我有无关系，只要符合市场公平条件，董事会应当予以公正评价。”
不过，雷士照明2013年年报显示，山东雷士等3家公司的品牌使用时间为2013年-2015年，并非吴长江所说的20年。
还有一条也是王冬雷无法容忍的。他表示，吴长江通过合同能源管理事业部(EMC)和大项目事业部两个新成立的事业部，不断地掏空公司。“一年内
这两个公司人员编制扩大了一倍，跟雷士总部人手一样，都是300人，都是吴的亲信主管，从销售端来掏空利润。”吴长江则认为这是诽谤。
加之双方纠缠不清的赌债事件等，王冬雷认为自己忍无可忍，通过董事会罢免了吴长江的一切职务。王冬雷反思称，当初与吴长江的合作过于仓促，“当时都没有时间做尽职调查。”
对此，诺姆四达总司总裁苏永华接受企业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是投资者还是企业家，在选择合作对象的时候，应该提前做足功课，“尤其是对关键人物的调查了解，因为企业的合作往往就是关键人物的合作。”
与吴长江闹翻后，阎焱表示：“中国的民营企业为什么做不大，与企业的制度化，透明化管理关系极大……相信吴总本人也会汲取教训，完成由草莽英雄向成熟、自律的现代企业管理人的转变。”
吴长江的观点则与此针锋相对：“我相信伟大的人性治理，而不是虚伪的契约精神。”他甚至对媒体表示：“我明天回雷士，明天就可以把所有供应链的人召集起来。我就是有这个本事，你信不信?”
两次被离职而后复位的事实也证明，吴长江在雷士照明上上下下确实有着较高威望。然而，威望不见得完全来自人格魅力。
2012年8月14日，在雷士照明董事会独立调查委员会对该事件的调查结果中，吴长江承认在雷士照明首次IPO时，他曾协助一些员工和经销商购买大量股票，员工和经销商将钱汇入他的私人账户。除此之外，吴长江还承认他从经销商处获得了个人贷款。
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长安(博客,微博)对企业观察报记者表示，创业者要想与投资人和谐相处，绝不能用个人魅力、人性治理来取代对制度的敬畏和执行。“制度永远比人更可靠。”
所以，有专家认为，也许王冬雷也有做事不地道之处，但目前这方面的资料曝光还不充分。但至少吴长江的问题是比较明显的：他几乎也所有的合作伙伴都合不来。这至少不是一个职业经理人该在的本份。
考量三：
商界为何仍然规则缺位?
罢免一个CEO为什么这么难?这是近年中国不少企业出现的问题，从新闻的王志东，到国美的陈晓，
再到今天的吴长江……专家认为，这可能说明，中国商界仍然还处于草莽年代，真正的文明的规则即显得“虚假、无用”，至少仍不为一部分人所遵守。“打个比
方，东家不要掌柜的经营了，掌柜的号召伙计占着东家的资产不还。现在的股东大会就是那个苦逼的东家。”王冬雷如是形容双方的胶着状态。
2014年7月15日，雷士照明公告，吴长江退出雷士照明10家附属公司董事职位。其中，惠州雷士光电及雷士照明(中国)等公司改由王冬雷任新董事长。对此，吴长江回应称，当时他在新西兰出差，董事会只是邮件通知他本人此事。
其后，便是董事会罢免吴长江CEO职务后，王冬雷带人进入吴长江办公室。“没错，我就是这样安排的，我害怕他逃跑，拿公章做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害怕。”王冬雷表示。
吴长江认为，这次董事会事前临时通知，未告知会议议题，不符合公司章程——但雷士照明上市公司章程中对董事会会议如何召开并未做明文规定。
目前，雷士照明万州基地仍处在吴长江实际控制下。雷士惠州临时总部方面称，9月14日下午，雷士万州工厂“以非正常销售管理渠道”将6货车照明
成品运送出厂，并指对方出动大量人员殴打雷士控股委派的经营管理人员。王冬雷认为，这些经销商可能是吴长江债主且已无力支付货款，吴长江此举是为了拿上市
公司资产抵债。
吴长江为此出具的证据是——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档案显示，吴长江仍是雷士照明(中国)有限公司、重庆雷士照明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吴长江方面聘请的律师邱光耀
以“事实上的母公司和孙公司”来形容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和雷士照明(中国)有限公司的关系。“虽然他(王冬雷)是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的最大股东，但按
照公司法和各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以及德豪润达及王冬雷对雷士照明和吴长江签订的协议，他们不能越权对雷士照明的日常经营行为进行干涉，对于该上市公司旗下
的国内各具有实际生产能力和商标权利的子公司并没有直接的控制力。”
“创业者与投资人出现这么大的矛盾，首先说明在制度设计上存在问题，其次是管理不够规范，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公司各层级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 人才管理与人力资源咨询集团诺姆斯达公司总裁苏永华接受企业观察报采访时表示。
上海杰赛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智斌认为，雷士照明之争，对于投资者而言，要在防范公司创始团队内部人控制方面预作安排，“要注意在法律框架下防范这类情形”。
汉理资本董事长钱学锋预测称，在公司董事会已下发决议的情况下，吴长江再反对也会被强行通过，若吴长江不交出公章和权利，遭到法院起诉，败诉几率很大。
2012年，吴长江在回顾第二次股权之争时，曾有如下感慨：“创始人与投资人之间的纷争很多地方是在经营理念和观点上的分歧，只要用心沟通，相互包容完全可以解决的。雷士为此付出代价交了学费，但愿能为更多的企业予以警示，少一些波折。”